第五次反“围剿”,毛泽东四次献策被否,第五次献策拯救了红军
1933年下半年,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“围剿”。这次国共双方的军事斗争,与前四“围剿”不同,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双方的军事战略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国民党方面,过去“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。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,轻视我们,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。这是1933年敌人的第四次‘围剿’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,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失败。”(《毛泽东选集》第1卷,187页)。
1933年6月,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五省“剿共”军事会议,总结了历次失败的经验教训,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军事战略战术。即所谓的“战略攻势,战术守势”和“步步为营,节节推进,碉堡公路,连绵不断,经济封锁,滴水不漏”,以及“三分军事,七分政治”等政治军事策略。
此时的中央苏区,由于毛泽东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,教条主义的路线和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,毛泽东曾经反对过的“本本主义”思维方式大行其道。
不懂军事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控制着军事指挥权,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实际负责指挥作战。李德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,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国,他只凭教科书中的条条和一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历,指挥红军作战。在军事战略上,毛泽东带领红军经数年浴血奋战形成的“诱敌深入”的游击战、运动战等军事斗争策略被弃用,提出“御敌与国门之外”,的口号,实行“短促突击”和“两个拳头打人”的战术,与敌人展开阵地战。
从1931年赣南会议之后,毛泽东就一直身处逆境,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。但是凭着坚定的党性和坚强的意志,毛泽东承受着党内斗争带来的沉重打击,不消极,不气馁,工作上是力所能及,思想上仍勤于思考,对军事斗争更为关切。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开始后,毛泽东虽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,完全与战场脱离,但他的心在战场,思想在战场,忧虑也在战场。每当军情的关键时刻,毛泽东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,五次献出军事斗争策略。
第一次献策:
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役刚开始阶段,蒋介石主力部队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黎川发动进攻。毛泽东提出,“红军应该主动放弃黎川,‘诱敌深入’到建宁、泰宁地区,集中红军主力,在运动中加以歼灭”。(《毛泽东传》第331页)。
博古他们抱定“不让敌人蹂躏一寸”苏维埃国土的思维,决心“御敌与国门之外”,拒绝采用毛泽东提议的“诱敌深入”战法。结果是黎川失守,虽组织红军多次强攻,战事皆失利。
第二次献策?:
11月,驻守在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事变。蒋介石从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到福建,讨伐十九路军。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蒋军力量减弱。乘此有利时机,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:“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,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,纵横驰骋于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芜湖、南昌、福州之间,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,威胁敌之根本重地,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。用这种方法,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,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,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。”(《毛泽东传》第332页)。
这是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的“出击求巩固”战略。如果不是临时中央迁入苏区,剥夺了毛泽东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决策指挥权,他的这一宏大战略必定已经开始实施。以毛泽东经过战争历练的高超的军事斗争本领,以他那娴熟的“声东击西”军事斗争艺术,指挥红军大踏步大范围运动,必定会让蒋军围着毛泽东的指挥棒打转,会让国民党军队疲于奔命,会诱使蒋军主力部队回防首都南京等大城市,从而达到解围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目的。
这一战略的实施,既能巩固中央苏区,更有可能在浙西、皖南开辟出更大块的根据地,更加壮大红军队伍。那样的话,中国革命斗争将会是另一凡轰轰烈烈的局面。
可惜的是,毛泽东如此宏伟的军事战略,并没有得到实施的机会。失去军权的毛泽东,向苏区中央局领导层再提议此战略时,以博古等领导人的智慧和才能,根本辩识和理解不了其中的伟大战略意义。唯有彭德怀曾打电报给总政委并转博古,提出与毛泽东相同的战略建议:“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,集中一、三军团和七、九两个军团,向闽浙赣边区进军。依方志敏、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,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,推动抗日运动,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‘围剿’计划”。(《秦邦宪(博古)传》,中共党出版社,135页)。
但是红军的决策权掌握在没有革命斗争经验,不懂军事战略战术的书生手中,毛、彭的建议自然不会被采纳。当时党内和军队的主流思想意识就是要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,为此不惜与敌人血战到底。
1934年1月,蒋介石在扑灭了福建事变后,将入闽作战的军队调回,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。4月10日,蒋军在北线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向南推进,企图攻占广昌,以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。博古、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,同敌军“决战”。广昌保卫战,是红军成立以来第一场为保卫一个城市而与强敌展开的战役。三万红军同数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敌军对峙,筑堡挖壕,展开阵地战。敌军有着飞机、大炮、轻重机枪等新式武器,尽管红军浴血奋战,仍无法挡住敌军的进攻,打了18天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失守告终,这场战役也决定了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。
广昌失守以后,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,讨论下一步红军反“围剿”的战略方针。“李德建议: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,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”。“中央书记处成员提不出更好的办法,只好同意李德的建议。”“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,进行战略转移。”(《秦邦宪(博古)传》,中共党出版社,147页)。
第三次献策:
6月下旬,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,毛泽东接到通知参加了会议。“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,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,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”。(《毛泽东传》第339页)。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提出:“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,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,至于转移的方向,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,可以往西。”(《毛泽东传》第339页)。也就是他谋划已久的向浙西方向战略转移。
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,博古和李德却没有战略思维能力,对敌我双方当时的情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判断,盲目自信又主观武断。一心想着是到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,认为湘西有现成的根据地,可以继续苏区的工作。博古指示中央组织部长罗迈:“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,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。”((《秦邦宪(博古)传》,中共党出版社,135页)。所以,毛泽东关于向浙西方向转移的建议被否决。
第四次献策:
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,博古、李德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会讲究。军委纵队征集了5000名挑夫组成运输队,中央兵工厂、造币厂、印刷厂等拆卸下来的大量机器都打包装箱挑走。由于携带的大量坛坛罐罐,部队行军极慢。看起来不是一次军事转移,而是党政军机关的搬迁。
在转移的过程中,军事指挥上根本不懂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,只是简单采取强行突破的战法。通过第一、二、三道封锁线所以能比较顺利,是由于蒋介石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,防范较松。
此时,蒋介石判断出红军有西征的意图,于是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。随军行动的毛泽东看出了形势的严峻和红军面临的巨大危险,他提议: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,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,可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,军主力薛岳、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,组织力量进行反击,寻歼国民党军一部,以扭转战局,变被动为主动。(《毛泽东传》第347页)。
博古、李德拒绝了这一建议,决定突破湘江继续西进。过湘江,红军遭受了重创,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。更致命的是,强行突破湘江等于把红军的战略意图完全暴露给敌人,蒋介石已十分清楚地判明了红军是要西进与二、六军团会合。他集结了二十万军队,设置四道防堵线,布置好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,准备把红军彻底“剿灭”。“博古、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,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。”(《毛泽东传》第348页)。
第五次献策:
“在这危急关头,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,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,改变战略方向,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,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。”(《毛泽东传》第349页)。
12月12日,由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,在通道城举行临时紧急会议,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。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王稼祥、张闻天、周恩来的支持,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的博古不再固执己见。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。
至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开始,毛泽东曾多次提出军事战略主张和建议,都被博古、李德所拒绝,这一次他的主张终于被中央政治局接受,这是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前途的战略主张,是一个挽救党和红军命运的战略主张。由此,红军改变了转移方向,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。
1935年1月15日,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,会上,毛泽东当选为常委,取消了博古的军事三人团。
遵义会议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,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共中央的组织问题,结束了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,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
遵义会后不久,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,并成立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。
从此,博古、李德“左倾”教条主义的路线被终止,毛泽东的革命斗争路线和方针在党和红军中得以恢复。
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到1934年12月通道会议,整整三年内,可以说毛泽东处于参加中国革命斗争以来最低潮的时期。他被排斥于党和军队领导之外,他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摸索出的正确革命斗争路线和方针被批判,他领导缔造的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,他的追随者甚至亲属都受株连和打击。“毛泽东伤感地说:‘他们整你们,是因为我,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!’”(《毛泽东传》第333页)。毛泽东的内心必定是痛苦的,他只能默默地承受。
三十年后,毛泽东谈起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仍感慨良多:“我这个菩萨,过去还灵,后头就不灵了,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,再拿出来,搞得臭得很。那时候,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,连一个鬼也不上门。我的任务是吃饭、睡觉和拉屎。还好,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(《毛泽东传》第334页)。
明知有克敌制胜之良策,屡次献策屡次被否决,眼睁睁看着错误的军事斗争策略使红军一次次失败,断送了根据地,又无能为力,能够承受这种痛心疾首之苦者只有毛泽东。但是革命意志无比坚定的毛泽东,毫不恢心,屡次被否决,屡次献策略。他第五次献出的策略,挽救了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。这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上,毛泽东继秋收起义作出“上山”的决策之后,第二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策略,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。没有毛泽东这次献策,也就不会有其后的遵义会议,中国革命斗争将会走向何方,结果实难料想。
——《毛泽东伟大斗争精神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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