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毛泽东四次献策被否，第五次献策拯救了红军

1933年下半年，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“围剿”。这次国共双方的军事斗争，与前四“围剿”不同，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双方的军事战略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
国民党方面，过去“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。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，轻视我们，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。这是1933年敌人的第四次‘围剿’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，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失败。”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1卷，187页）。

1933年6月，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五省“剿共”军事会议，总结了历次失败的经验教训，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军事战略战术。即所谓的“战略攻势，战术守势”和“步步为营，节节推进，碉堡公路，连绵不断，经济封锁，滴水不漏”，以及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等政治军事策略。

此时的中央苏区，由于毛泽东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，教条主义的路线和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，毛泽东曾经反对过的“本本主义”思维方式大行其道。

不懂军事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控制着军事指挥权，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实际负责指挥作战。李德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国，他只凭教科书中的条条和一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历，指挥红军作战。在军事战略上，毛泽东带领红军经数年浴血奋战形成的“诱敌深入”的游击战、运动战等军事斗争策略被弃用，提出“御敌与国门之外”，的口号，实行“短促突击”和“两个拳头打人”的战术，与敌人展开阵地战。

从1931年赣南会议之后，毛泽东就一直身处逆境，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。但是凭着坚定的党性和坚强的意志，毛泽东承受着党内斗争带来的沉重打击，不消极，不气馁，工作上是力所能及，思想上仍勤于思考，对军事斗争更为关切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开始后，毛泽东虽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，完全与战场脱离，但他的心在战场，思想在战场，忧虑也在战场。每当军情的关键时刻，毛泽东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，五次献出军事斗争策略。

第一次献策：

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役刚开始阶段，蒋介石主力部队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黎川发动进攻。毛泽东提出，“红军应该主动放弃黎川，‘诱敌深入’到建宁、泰宁地区，集中红军主力，在运动中加以歼灭”。（《毛泽东传》第331页）。

博古他们抱定“不让敌人蹂躏一寸”苏维埃国土的思维，决心“御敌与国门之外”，拒绝采用毛泽东提议的“诱敌深入”战法。结果是黎川失守，虽组织红军多次强攻，战事皆失利。

第二次献策?：

11月，驻守在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事变。蒋介石从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到福建，讨伐十九路军。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蒋军力量减弱。乘此有利时机，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：“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，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，纵横驰骋于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芜湖、南昌、福州之间，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，威胁敌之根本重地，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。用这种方法，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，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，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。”(《毛泽东传》第332页)。

这是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的“出击求巩固”战略。如果不是临时中央迁入苏区，剥夺了毛泽东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决策指挥权，他的这一宏大战略必定已经开始实施。以毛泽东经过战争历练的高超的军事斗争本领，以他那娴熟的“声东击西”军事斗争艺术，指挥红军大踏步大范围运动，必定会让蒋军围着毛泽东的指挥棒打转，会让国民党军队疲于奔命，会诱使蒋军主力部队回防首都南京等大城市，从而达到解围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目的。

这一战略的实施，既能巩固中央苏区，更有可能在浙西、皖南开辟出更大块的根据地，更加壮大红军队伍。那样的话，中国革命斗争将会是另一凡轰轰烈烈的局面。

可惜的是，毛泽东如此宏伟的军事战略，并没有得到实施的机会。失去军权的毛泽东，向苏区中央局领导层再提议此战略时，以博古等领导人的智慧和才能，根本辩识和理解不了其中的伟大战略意义。唯有彭德怀曾打电报给总政委并转博古，提出与毛泽东相同的战略建议：“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，集中一、三军团和七、九两个军团，向闽浙赣边区进军。依方志敏、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，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，推动抗日运动，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‘围剿’计划”。（《秦邦宪（博古）传》，中共党出版社，135页）。

但是红军的决策权掌握在没有革命斗争经验，不懂军事战略战术的书生手中，毛、彭的建议自然不会被采纳。当时党内和军队的主流思想意识就是要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，为此不惜与敌人血战到底。

1934年1月，蒋介石在扑灭了福建事变后，将入闽作战的军队调回，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。4月10日，蒋军在北线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向南推进，企图攻占广昌，以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。博古、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，同敌军“决战”。广昌保卫战，是红军成立以来第一场为保卫一个城市而与强敌展开的战役。三万红军同数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敌军对峙，筑堡挖壕，展开阵地战。敌军有着飞机、大炮、轻重机枪等新式武器，尽管红军浴血奋战，仍无法挡住敌军的进攻，打了18天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失守告终，这场战役也决定了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。

广昌失守以后，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，讨论下一步红军反“围剿”的战略方针。“李德建议：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，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”。“中央书记处成员提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只好同意李德的建议。”“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，进行战略转移。”（《秦邦宪（博古）传》，中共党出版社，147页）。

第三次献策：

6月下旬，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，毛泽东接到通知参加了会议。“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，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，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”。（《毛泽东传》第339页）。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提出：“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，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，至于转移的方向，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，可以往西。”（《毛泽东传》第339页）。也就是他谋划已久的向浙西方向战略转移。

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，博古和李德却没有战略思维能力，对敌我双方当时的情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判断，盲目自信又主观武断。一心想着是到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认为湘西有现成的根据地，可以继续苏区的工作。博古指示中央组织部长罗迈：“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，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。”（（《秦邦宪（博古）传》，中共党出版社，135页）。所以，毛泽东关于向浙西方向转移的建议被否决。

第四次献策：

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，博古、李德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会讲究。军委纵队征集了5000名挑夫组成运输队，中央兵工厂、造币厂、印刷厂等拆卸下来的大量机器都打包装箱挑走。由于携带的大量坛坛罐罐，部队行军极慢。看起来不是一次军事转移，而是党政军机关的搬迁。

在转移的过程中，军事指挥上根本不懂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，只是简单采取强行突破的战法。通过第一、二、三道封锁线所以能比较顺利，是由于蒋介石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，防范较松。

此时，蒋介石判断出红军有西征的意图，于是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。随军行动的毛泽东看出了形势的严峻和红军面临的巨大危险，他提议：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，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，可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，军主力薛岳、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，组织力量进行反击，寻歼国民党军一部，以扭转战局，变被动为主动。（《毛泽东传》第347页）。

博古、李德拒绝了这一建议，决定突破湘江继续西进。过湘江，红军遭受了重创，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。更致命的是，强行突破湘江等于把红军的战略意图完全暴露给敌人，蒋介石已十分清楚地判明了红军是要西进与二、六军团会合。他集结了二十万军队，设置四道防堵线，布置好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，准备把红军彻底“剿灭”。“博古、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，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。”（《毛泽东传》第348页）。

第五次献策：

“在这危急关头，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，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，改变战略方向，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，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。”（《毛泽东传》第349页）。

12月12日，由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，在通道城举行临时紧急会议，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。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王稼祥、张闻天、周恩来的支持，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的博古不再固执己见。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。

至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开始，毛泽东曾多次提出军事战略主张和建议，都被博古、李德所拒绝，这一次他的主张终于被中央政治局接受，这是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前途的战略主张，是一个挽救党和红军命运的战略主张。由此，红军改变了转移方向，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。

1935年1月15日，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，会上，毛泽东当选为常委，取消了博古的军事三人团。

遵义会议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，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共中央的组织问题，结束了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

遵义会后不久，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，并成立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。

从此，博古、李德“左倾”教条主义的路线被终止，毛泽东的革命斗争路线和方针在党和红军中得以恢复。

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到1934年12月通道会议，整整三年内，可以说毛泽东处于参加中国革命斗争以来最低潮的时期。他被排斥于党和军队领导之外，他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摸索出的正确革命斗争路线和方针被批判，他领导缔造的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，他的追随者甚至亲属都受株连和打击。“毛泽东伤感地说：‘他们整你们，是因为我，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！’”（《毛泽东传》第333页）。毛泽东的内心必定是痛苦的，他只能默默地承受。

三十年后，毛泽东谈起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仍感慨良多：“我这个菩萨，过去还灵，后头就不灵了，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，再拿出来，搞得臭得很。那时候，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，连一个鬼也不上门。我的任务是吃饭、睡觉和拉屎。还好，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（《毛泽东传》第334页）。

明知有克敌制胜之良策，屡次献策屡次被否决，眼睁睁看着错误的军事斗争策略使红军一次次失败，断送了根据地，又无能为力，能够承受这种痛心疾首之苦者只有毛泽东。但是革命意志无比坚定的毛泽东，毫不恢心，屡次被否决，屡次献策略。他第五次献出的策略，挽救了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。这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上，毛泽东继秋收起义作出“上山”的决策之后，第二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策略，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。没有毛泽东这次献策，也就不会有其后的遵义会议，中国革命斗争将会走向何方，结果实难料想。

——《毛泽东伟大斗争精神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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